电视剧《特赦1959》仅仅呈现了第一批战犯获特赦的情节,至于第二批被特赦的沈醉,也只是在杜聿明的家宴场景中短暂露面而已。而像黄维、周养浩以及“刘安国”等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相关故事,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些当事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去探寻了。据了解,除了周养浩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获得特赦的人员后来都担任了文史专员一职,并且他们还撰写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回忆录。
诸位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刘安国”这个名字是被加上了引号的。这是为何?原来啊,在相关的电视剧里头,像沈醉、黄维、周养浩等人物,那可都是以真实姓名亮相的。但叶立三、蔡守元、刘安国以及陈瑞章这几位,用的却是化名。就拿蔡守元来说吧,他其实就是当年被传为一桩笑谈的“罗盘将军”张淦。而那个刘安国,其背后的背景以及所历经的种种,那可都是极为复杂的,他实际上就是文强。
就是那个名字带着引号的刘安国,后来居然和沈醉一样,摇身一变成为将军级文史专员群体里极为关键的存在。要知道,在他们这个圈子当中,缺了刘安国的话,好多事儿压根就没办法顺利开展起来;要是没了沈醉,那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妥妥当当完成,这两人可都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
1975年3月19日,全体战犯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特赦令。而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中的代表,在特赦大会上庄重地宣读了感谢信。就在此前一天,他还对着管理员露出苦笑,并这般说道:“依我个人之见,我感觉自己都还没改造到位,得等我真正改造好的时候,想必政府才会放我离开咯。”
黄维坦言自己并未改造到位,这确实是实情。要知道,在那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头,黄维的名字起初可是排在最末一位的。等到进行最终审批环节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文强的表哥拿起毛笔,先是在黄维的名字上仔仔细细地画了一个圈,接着又画了一条长长的箭头,就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黄维便从原来的最后一名一下子变成了第一名。
当谈及文强的表哥、同乡、老师、上级以及部下的时候,有一个既伟大又颇具争议的存在不得不被提及。出于对其应有的敬重之情,我们不便直接称呼其本名,只能以所担任的职务来指代。好在那些对那段特定历史颇为熟悉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五重身份所对应的人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文强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曾经担任过原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这一职务,在军统系统里那也是有着一定地位的。而且,他还出任过北方区中将区长,手中的权力和肩负的职责都不小。后来,又担任了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在这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之后,还成为了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有意思的是,文强和黄维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俩都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
在最后那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里头,居然出现了二十多个军统(也就是保密局)省站站长以及中统(它还有党通局、内政部调查局等叫法)特务的名字。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可能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那便是沈醉在名义上的上级,也就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同时还兼任督察主任的周养浩。
凯申集团分崩离析之际,那素有“笑面虎”之称的毛人凤,带着一帮亲信匆忙逃往海岛,可这一跑,却把几乎各个省站的站长都给扔下不管了。就说那吴景中吧,也就是电视剧《潜伏》里演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天津被围之前,他倒是机灵,硬是抢了一架飞机逃了出去,也正因如此,才没和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来一场尴尬的“重逢”。
沈醉与吴景中均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一职。在出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以前,吴景中有着颇为丰富的履历,他曾担任中苏合作所的科长,还做过军统西北区的区长,在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的岗位上也待过,并且还出任过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从一定程度来讲,吴景中可以算是文强的继任者。要知道,军统东北区以及北满站,可都是文强一手建立起来的。
文强属于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人员,在众多将军级文史专员里面,他算是个“后来者”。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没多久就成为了这帮将军当中的核心人物。要知道,这可不是由上级下达任命指令所决定的,而是将军们通过自主选举,把他推选出来的。
事实表明,那些已然脱下军装的将军们确实具备一定的眼光。要是缺了文强的话,文史专员办公室里的诸多事务恐怕还真就难以顺利办成。
当文强踏入文史专员办公室之际,那场长达十年的动荡已然渐近尾声。彼时,沈醉在总理的关怀下,从秦城监狱获释出来已有三年多时间了(要知道,沈醉此前还在秦城监狱待了五年之久)。沈醉在其回忆录里这般写道:“1975年3月的时候,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都被释放了,而文史专员的队伍里又新添了好些人,像黄维、赵子立(他原本是第一二七军中将军长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巴中率领部队起义,1950年11月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不过在1951年却被捕了)、文强、李九思(原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官)等一共七人。如此一来,专员办公室便又重现了往昔那种繁荣的景象。(这里所引用的本文黑体字内容均出自沈醉回忆录,以下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之下,那些身为将军级别的文史专员们,不仅拥有了妥善安排的办公室,而且还分配到了住宅楼。就拿董益三来说吧(他曾在功德林有过打黄维耳光的举动,后来也险些被黄维给掐死),他和沈醉竟然分到了同一个单元。
尽管那十年尚未完全过去,可其间的风浪已然渐渐趋于平息。瞧那曾经一片荒芜的办公楼院子,如今正一日日发生着喜人的变化,变得愈发郁郁葱葱,繁花似锦起来。就说杜聿明吧,他精心搭起了葡萄架,那架势仿佛在为院子增添一份别样的景致;宋希濂也没闲着,在路上这儿那儿地捡回了好多马粪,也不知是要用作何种奇妙的用途;还有罗历戎种的葡萄,此刻都挂满了枝头,一颗颗饱满圆润,看着就惹人喜爱,仿佛在诉说着这院子里日益浓郁的生机与活力。
当一切眼看就要步入正轨之际,沈醉满脸泪痕地带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坏消息:“总理已经病危!”
杜建时闻听此言,当即也跟着啜泣起来,声音中满是悲戚:“只要总理身体康健,我们这些人才有如今的安稳日子。一旦总理病危,那于我们而言,简直就如同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所以总理的身体可千万不能有任何差池啊!”
众人皆是愁容满面,毫无办法,沈醉更是心急如焚,满心焦灼地说道:“以往我向来不相信这世上有所谓的神存在,可如今啊,我却由衷地期望在那冥冥之中真有一位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神明,盼着他能好好庇佑老人家,让老人家可以早日恢复健康。要是非得付出些什么代价才能换来老人家的安康,那我定会毫不犹豫,毫不迟疑地把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所有东西,哪怕是心肝,乃至是自己的生命,都即刻奉献出来,绝无半分不舍啊。”
沈醉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古代那些孝子的身影,他们竟能毅然割下自己股上的肉,只为治疗父母的重病,据说还往往能收到颇为神奇的效果。沈醉为此情之所动,内心的感触已达至深之处。在上班途中,他心中便一直在默默琢磨着一首诗,此刻,更是赶忙将其写了下来:“割股疗亲究竟成效几何?吾愿奉献肝脑以驱走那沉重的病疴。甚至不惜捐出十岁光阴,只为增添公之寿数,盼能多多为人民谋福祉!”
沈醉每日都在虔诚祈祷着,满心盼望着能有奇迹降临,可现实却无比残酷,奇迹终究未曾出现。就在那个令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日子里,又有一件事发生了,而这件事对于那些文史专员来说,实在是太难接受了:他们竟然被禁止去做最后的告别。
这些将军们可都是受过总理极大恩情的,一听这话,顿时就像炸开了锅一般,纷纷叫嚷起来:“这也不许,那也不许,难不成这文史专员办公室反倒还比不上功德林?”
董益三与郑庭笈经过一番思索,总算找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提到:“想当初在功德林那会儿,咱们专门成立了学习小组。不管碰到啥事儿,都是由组长出面去和上头进行沟通交涉。可如今,咱们这些人就好似一盘散沙,没了那种组织架构,完全变成了散兵游勇一般。就因为这样,现在办起事情来那可真是困难重重,每走一步都感觉无比艰难。所以啊,要想彻底改变当下这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就得赶紧把大家伙儿都召集到一块儿,重新成立咱们办公室专属的学习小组!”
通过投票环节的统计,最终文强所获票数居于首位,因而被推选担任组长一职;而沈醉获得的票数位列第二,据此担任副组长这一职务。
不得不说,那些将军们着实精明得很。就拿文强来说吧,他的背景可不简单,脾气也是相当倔强硬朗的;再看沈醉,做事那叫一个细致周到,人缘更是好得没话说。这两位刚担任组长一职,上任伊始干的头一件大事,便是由文强出面,向上级提出申请,打算开办一场带有追悼会性质的座谈会。
了解那段过往的读者,心里自然清楚文强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即便他才刚刚获得特赦,可真能将他拒之门外的情况,那还真是少之又少。
彼时,文强是以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这一身份向上进行请示的。然而,面对他的请示,上面既未给出肯定的答复表示行得通,也未曾明确表示不行,就这么不置可否地晾在了那儿。文强见状,心中满是愤懑,当即甩袖转身,抛下了一句掷地有声且态度坚决的话语:“我也不在这里为难诸位了,要知道这完全就是我个人所做的决定罢了。要是之后因此出现了任何状况,那也没啥大不了的,大不了我就再回到那监狱里头去!”
当文强发起急来的时候,那架势可让旁人都不敢轻易去招惹,生怕触了霉头。就这样,文史办公室的座谈会得以顺顺当当召开。在那场座谈会上,来发言的人里多数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而要说经历最为独特的,那还得是文强。所以啊,这座谈会的主旨发言自然就落到他头上咯。只听他缓缓说道:“想当年我在军校求学的那段日子,身份还从团员转变成了党员,当时为我监誓的人正是总理。而且,总理来军校作报告的时候,还特意挑选我去当他的速记员。等事情结束之后,总理夸赞我记录得又准确,字迹又工整。能获得总理如此的表扬,那可真真是我这一辈子最为幸运、最为幸福的事儿!”
在1976年的时候,类似的座谈会曾举办过两回。每一回的主持人都是文强,而且还由他来进行主题发言。这两次座谈会能够顺利开展,那可离不开文强的功劳,是他毫无阻碍地把举办申请给落实下来的。而具体到座谈会现场的张罗布置事宜,则是由沈醉负责操办的。
首次是对朱老总进行追悼之时,有人回忆起往昔经历:“在北伐战争那个时期,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他带领着我们足足三百名学生奔赴汉口,目标是去攻打武昌城。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朱老总刚好从德国回到了汉口。邓演达,就安排我从众多学生里挑选出四十个黄埔学生,让他们跟着朱老总一同前往四川。就在汉口,我第一次有幸见到了朱老总。当时的他,虽说刚从国外留洋归来,可穿着打扮却十分质朴,甚至显得有些土气,说话还带着满满的乡音。但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实在是太打动人了。我当时心里就不禁感叹,这不就是真正的英雄所具备的本色!”
第二次乃是追悼主席之时,其回忆道:“主席年长我十四岁,在小时候,由于他那时从事教书工作,我便尊称他为毛老师。等后来渐渐长大,我知晓了他的母亲文七妹乃是我的姑母,如此一来,我就改口称他为毛大哥了。他还曾经教导我背诵文天祥的《路歌》,那里面的句子至今都还记得清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三场座谈会得以顺利举行,期间未受到丝毫干扰。在这一过程中,文强在文史专员群体里成功树立起了自身的威信。而沈醉,因其办事周全妥帖,同样赢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可。
当那个始终不肯剃胡子的黄维,他跟周养浩相比,那可真是要有骨气得多了,而且也比周养浩明智不少。
周养浩获得特赦之后,执意要到某个岛上去安度自己的余生,可没想到的是,人家那边压根儿就不接纳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维,在被特赦这件事上,他的态度那是相当明确:“早在二十七年之前我被俘的那一日起,我心里就已经有了主意,要是日后能够走出监狱,我既不会选择出国,也不会跑到岛上去,就踏踏实实地留在国内生活定居!”
由于技术方面的因素,文强与黄维、沈醉在1995年诸多隆重场合上开怀大笑的那些合影,要对其进行修复的话难度颇大,因而也只能颇为遗憾地未能将它们展示出来了。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那文史专员办公室里,文强、沈醉、黄维三人一同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之中。哪怕如文强、黄维这般有着桀骜性情之人,当谈及相关往事时,对于文中所提到的三位伟人,亦是从内心深处涌起感佩之情。想来,这便是伟人那超凡的人格魅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历史长河中沉淀下的那些回忆录啊,宛如一壶馥郁醇厚的美酒,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就让人沉醉其中。哪怕是内心如钢铁般坚硬的人,当读到特赦者们对伟人所怀有的那份深深的敬仰与钦慕之情时,也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那种感觉,恰似置身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境之中。伟人那超凡的风范,犹如璀璨的光芒,照亮了千秋万代。像文强、黄维、沈醉等这些人,内心对伟人感激至深,这难道不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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